原标题：何谓亲情 那年我16岁，大姐26岁。 那天中午，大姐在单位的会议室摆了两桌，算是在娘家办了酒席。河南农村结婚的规矩是女方前一天先在家里办酒席，招待客人，第二天才去男方家里，男方摆酒。大姐没有在梁庄老家摆酒，因为家里没人，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突然放飞自我浪迹江湖，二姐、三姐已出嫁，哥哥在外打工，我在师范读书。小妹哪里去了？我现在没有一点印象，她应该只能在家里，因为当时她在读初中。 家里没有人主持，也没有钱去请远亲近邻，大姐索性就在城里办两桌，通知同事朋友，自己要结婚了。冬天，很冷。大姐在单身宿舍的小油炉上，一锅一锅地炒菜，铲出来，分成两盘，端到走廊另一端的会议室里，然后回来接着炒。我记不得是什么菜了，也记不得我是否帮了忙，来了多少客人，我只记得炒菜蒸腾出来的热气迅速凝结成一团薄雾，大姐的脸庞在薄雾里一会儿显现，一会儿消失。她在非常严肃、专注地对付那口借来的、和小油炉不配套的大炒锅，它在油炉上面，随着锅铲的移动总是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态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少年的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，总觉得大姐的脸庞里藏着很深的孤独和忧伤。当然，也许是因为在那天深夜我听到了她低低的啜泣声，我把那啜泣声和那天中午的脸庞混在一起，随着时间的洇染，慢慢合二为一了。 那晚我听到了大姐的啜泣声，我睡在床的另一头，吓得一动不敢动，我充满了羞愧。尽管当时我只有16岁，但是，我知道，大姐的艰难和孤独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带来的，因为我的存在，因为我和另外几个姐姐哥哥的存在，使得她的人生坠入极为艰难的地步，使得她不能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场合欢欢喜喜，甚至连更多的祝福也没有得到。 那个时候，我没有能力仔细分析我的羞愧，我只是想把自己缩到最小，缩到大姐忘记床另一头我的存在。可是，那是冬天，我们那儿没有暖气，我和大姐只有紧紧贴着身体才能勉强保暖。也许是大姐意识到了我的僵硬，或者我的发抖，她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腿，我放松下来，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 我时常回忆起这个场景，但我从没有和大姐提过，我也几乎没和任何人提过。我忘记有没有在我的作品中提到过，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即使现在，我回想起来，仍觉得我是那个浑身发抖的少年，而大姐，是在出嫁前一晚独自哭泣的新娘。 自母亲生病躺在床上开始，18岁的大姐被迫承担了照顾4个妹妹和1个弟弟的责任。那时她刚刚考上中专。那时的中专毕业可以有很好的工作。入学时母亲给她做了的确良上衣和涤纶裤子，她告别母亲，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去上学了。然后，在她下一次回家时，母亲已然因为中风躺在了床上。那是漫长的艰难岁月，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去的，我只知道，我们有个大姐，是她像定海神针一样，让惶惶不安的我们好像并非全然无依无靠。 大姐始终把我们当孩子，她一边高兴于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，一边愤怒于我们一个个脱离她的掌控，不听她的教诲并因此一次次陷入人生的困境。她像只老母鸡一样，看着越来越庞大的鸡群，明显力不从心，却不承认自己的衰老和孩子们与她的情感的距离。 面对大姐，我的羞愧感是真实存在的。在朦胧中，我知道，她只是大姐，不是我的母亲，不是我的父亲，她没有天然的责任一定要照顾我们。但是她不单让我们有饭吃，还希望我们接受教育、改变命运。我记得那些看着大姐的怜悯的目光，我记得大姐在相亲时被提到的一句“她家负担很重啊”，我记得大姐更年轻时曾经恋爱过，但最终因为她身后“可怕的一群”而被迫分手。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像大山一样压着少不更事的我，我知道我们给大姐带来麻烦了，可是，我们还离不了大姐的经济支撑和大姐的照顾。因为我们，大姐年轻时一直都处于极度窘困的状态，她到处借钱。她也是个漂亮的、爱面子的年轻姑娘，她也想谈一次自由轻松、充满个性的恋爱，她也想到大城市工作，当年她们班里的女学生几乎都到了省城工作，只有她回到吴镇卫生院。生活是如此牵制她，我们像一个个铅球一样拖着她，让她无法飞翔。 大姐爱笑，笑声爽朗，非常吸引人。大姐会拉手风琴，会拉二胡，会跳舞。冬天她穿着大红羽绒服在广场上跳恰恰舞，那身影要多迷人有多迷人，即使现在她也是广场舞中身姿最灵活的那一个，她身上有一股能量，热情的、开放的能量，我还记得她拉着我让我学着扭动身体时的大笑，她让我感受到生命的鲜活和昂扬。 我是在大姐负重的翅膀下长大的，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长大，大姐付出了她绝大部分的心力，也包括她的健康和温和的性格。如果她当时不付出那么多，也没有人会过分谴责她，毕竟，她只是一个姐姐。 可是，大姐做了。我想，这就是生活带给我的希望，这就是大姐带给我的希望。她让我看到生命的另一种意义，即，在相互依存中所生发出来的人性庄严。我不想从独立的人的存在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，我想说的是，虽然今天我们常常从个人化的角度谈论这些话题，但是，在当时我们兄弟姐妹还小的时候，因为大姐的奉献，她的5个弟弟妹妹活了下来并且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，这种爱不是爱吗？这难道不是亲情的一种吗？难道不是人类在很多艰难时刻能够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吗？ 我当然并不颂扬大姐这样的牺牲，我宁肯大姐只为她自己，活出更舒畅的一生，但是，我这样说话是虚弱的。我只能说，对我而言，幸亏有了大姐。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大姐生日的时候，我们弟妹几个会腾出时间，买一束花送给大姐，请她吃饭，喝下午茶，逼着她去商店买衣服，我们在一起相互“批判”，也回忆着过往，看着大姐开心，我们也很开心。 而大姐退休那一年，因为怕大姐突然转换生活场不适应，二姐、三姐、小妹轮流去陪她，在一起生活，给她做饭，陪她打牌，哄她开心。当然，在许多时候，也接受她的数落。 在我们家里，如果大姐高兴了，一家人像得到奖赏一样，一个个兴致勃勃；如果大姐生气了，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，会互相打电话问怎么又惹大姐生气了。我们不自觉受大姐的召唤，围在她身边，讨好她，尽最大努力去爱她。 有一种东西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，那就是长大的我们意识到大姐的奉献，我们因此感激她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漫长的岁月中，大姐对我们的呵护、奉献和教育变为生命之间最为密切的关联，我们彼此依靠，相互慰藉，来共同抵抗并感受这生命中的艰难和美好。 这是我所理解的亲情。是大姐用自己的生命给我的阐释。它属于亲情的某一部分本质形态，值得我们铭记。（梁 鸿）